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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此前长安多次发表声明，对双方解约一事予以否认，但终究还是要面对铃木将彻底退出中国市场的事实。对于长安来说，如何做好长安铃木的善后已成为当务之急，而旗下剩余三家合资公司业绩的下滑也成为长安必须要跨过的难关。解约铃木早有先兆双方解除合资协议后的过渡期内，铃木将通过授权许可的方式保证长安汽车继续生产目前使用铃木商标的乘用车。据长安汽车相关人员反映，合资公司员工有数千人，一下子停止生产铃木车的话有引发劳务纠纷的风险，铃木的生产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尽管如此，现在长安汽车的铃木车生产许可期限也不过剩下两年不到的时间。至于长安铃木现有营销网络，此前有内部人士透露，“其线下渠道大概率会直接升级为长安自主品牌的高端品牌经销商网点”。

一位中民投高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顺周期时过于乐观，资金便宜且量大，业务布局过快过多，而对逆周期的形势变化估计不足。这是中民投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与大多数在2018年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民营企业非常相似，它们的一大共同特点便是在2014-2016年间负债快速扩张。2018年下半年的市场流动性紧张，加上年末一期债券发行不甚理想，沟通的投资者资金到位出现偏差，多方因素交织，导致私募债兑付延期，进而引发市场关注。

曾令华在自己的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巴菲特》中写过：“（股东大会）6小时左右的时间中，（巴菲特）回答了55个问题，整理成文字稿达到了5万多字。想想都是满满的诚意。从1957年开始，巴菲特就为合作伙伴及投资者撰写信件。它的信长度平均达到12000字，比一般上市公司致股东的信平均长了约6倍。”

中国的金融监管是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的典型。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严监管是史无前例的，说是监管竞赛有点严重，但是所赋予的政治属性也势必带来冒进与反冒进的历史轮回。向左是方向和原则，向右是方法和技术。于是宁愿向左过度不犯路线问题，也不能向右因技术问题违背原则。这是严监管必然过度和超调的中国背景，也是监管对金融周期起统治性作用的基本机理。

“我们海峡两岸高校之间，深度合作，共享研发设备、共有研发成果、共同培育人才。”对于提升产学融合、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在主旨演讲中提出“两岸产学携手共同培育模式”。他建议，两岸高等院校设立校内产学资源中心、与各业界合设创新育成中心、合聘研发人员签订研发契约、共组创投公司、共创衍生企业，由此推动产教融合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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