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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经济转型中，率先感到寒意的行业正传出裁员、降薪的消息，经历转型阵痛。例如，仅12月单月，互联网行业就有美团、知乎、京东、斗鱼、ofo等企业被爆出裁员风波，此外，滴滴也传出员工年终奖减半、高管无年终奖的消息。周铭妻子的P2P行业更是在一轮又一轮的爆雷后成为了谈之色变的“雷区”，周铭称，因为在P2P公司的从业经历，为其妻子后续的求职带来了极大不便，“我妻子是做销售的，去应聘其他行业的公司，人家都觉得你这几年积累的客户资源被P2P坑完，已经没有潜力可挖了，P2P很多失业的，好几个月的补偿金和工资拿不到。”

数据显示，韩国政府打压房价导致建筑活动放缓，这成了经济的严重拖累。韩国三季度建筑投资下滑幅度从二季度的2.1%扩大到6.4%，为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萎缩。同时，企业设施投资也在继续萎缩。继二季度下滑5.7%之后，韩国企业设施投资三季度再度下滑4.7%。值得欣慰的是，对韩国GDP增长贡献50%的民间消费并未失速。三季度韩国民间消费增长0.6%，增幅较二季度的0.3%略有扩大。

广告主对待数据营销的策略从寻找价值洼地，攫取“流量红利”，逐渐演变成构建数字营销能力矩阵，系统化地进行“流量经营”。在过去，一个好的营销操盘手+不对称的资源+找对细分市场就能得到好的营销效果，而现在，营销模式要可复制、可持续、可直接支撑业务，考验的是广告主对于营销资源的整合能力。广告主只有把营销模式做重，构建独特的营销技术和数据能力，更科学地进行流量经营，才能长期有效提升营销投资效率。

“制度的安排还体现在，要推进相应的发行定价约束机制。”上交所首席律师卢文道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为股票合理定价服务；发行人通过信息披露揭示了经营财务技术风险情况，其也应该能够对发行人的股票定价有正向约束和正向反馈作用；一般来讲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有关投资决策风险披露越到位。

国有企业的结构性优势、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三位一体”，既带来了中国高速增长，也积累了大量风险。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到今天都没有理清楚，也就是政府最后还会兜底，国有企业结构性的优势还没有打破，包括硬约束的问题没有建立起来，而政府很难做到最终兜底。

近来，康美药业因虚增利润886亿元被行政罚款60万元，对21名相关责任人共处罚款535万元，被外界热议为“造特别大的假，罚特别少的款”；对比同类型的美国安然事件，针对其虚增6亿多美元开出的罚单约为5亿美元，高管被判刑24年且罚款4500亿美元，公司随即破产。